击打的醒起及破碎的超值
——试析“桃花园主”王玉玺的创作
形悦五官，神窜五脏，情佐五味，矛盾的澎湃激荡起魅力四射的浪花，这就是王玉玺的画。它是新颖的、独特的、个性的，富有磁性和锐气，好看、耐看而又伴随诸多未知未解的深刻，开放的眼光固守着民族的悠久，给人以视觉和灵魂的撞击，将对立统一的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迅即切入宇宙般空旷和深邃以至无绪和激烈的对接状态。
很难给王玉玺的画在主题上定个什么主义，在风格上定个什么流派，他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原创的，人无我有，虽然兼收并蓄了他人的绘画技法。现实世界永远处在历史和未来之间，崇古不能克隆，拜师不可复制，投身时代发展进步的思想运动和社会实践，才是艺术的创新条件和再生土壤。王玉玺把政治、哲学、艺术熔于一炉，将历史、当代、未来聚于一役，让责任、使命、价值集于一身，必然出现对绘画章法的蝉蜕和对画家身份的超越。只有科学的、新颖的哲学观点和方法，才能为他的绘画美学提供正确的视角和全新的视野。
“桃花园主”，是王玉玺的笔名。历来男人谈花色变，尤其对桃花更是避之不及。当然这样去想去做，也都算不得好汉。王玉玺竟然以“主”自居于“桃花园”，如果用俗的旧的窄的邪的眼睛去看，可能非怒即叹，辩之无义。行伍出身的王玉玺真乃智勇之士。他所画的物语表明：桃花乃自然之春，女人乃男人之春，英雄乃社会之春，笔名由此另辟蹊径，柳暗花明。如若非然，那将是人、自然、社会的冬天和黑夜。应有之义，他这个“桃花园主”，必然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统一的唯美主义推崇者，这折射的是他为艺术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王玉玺重视的是精神和精神家园的回归与重塑。他崇尚完美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的、不可或缺的，也是要抓在手里、拥在怀里、掖在心里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价值。出乎意料的是，他把到手的东西放弃了，因为那人人想有且人人拥有，俗了。他所祈求的是那人人应有而还缺少的东西。于是，王玉玺不只是绘画见到的东西，更注意绘画想到的东西，也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动绘画。他的过人之处，不只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存在的严重性以及解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还在于他在艺术领域里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更难能可贵的这是个不合常规的、有独特奇效的方法，即把珍贵的东西摔去，且一地瓦砾，于是你听到了可怕的声音、看到了可惜的碎片，于是你会觉得好东西来之不易、去之不归、修之不复，晓得了它的宝贵，认识了它的价值，懂得了珍惜，知道了创造的价值和崇高。这种超常之举让人惊愕，但这对那么多麻木之人来讲又是必要之举，这种方式的精神灌注所产生的烙印其深刻程度是任何正面教育所无法企及的，用活了道家“祸福论”的思辨精华。于是，他画往日豪杰而非时代骄子，他画时代美女而无阳光妩媚，他画正义化身却成鞭挞符号，褒贬炎凉，入木三分，击中要害，层次之深，孰金孰沙俱在时代同一洪流中淘出本色。
尖芒相向的博弈是大胆而痛苦的。但是，这不只是作者的而是物人的大胆，不只是作者的而是众人的痛苦，也不只是作者的而是时代的要求。就所作的怀古人物来讲，屈原、杜甫、王安石、文天祥，他们是英雄豪杰，也是悲剧人物。他们生不逢时，报国无门，是历史的伤痛。如今，太平盛世、政通人和，写之，似不合时宜，易曲解事理。但是，在王玉玺的笔下，以批判的武器守卫爱国精神是绝对真理、普遍真理、永恒真理。由于某些旧思想、旧习惯、旧体制、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方面弊端的存在和制约，决定了改革、发展、民主、法治以及稳定的任务必然是艰巨的、复杂的、长期的，面对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和压力，甚至是敌对或邪恶的势力，《桔颂》、《乾坤日夜浮》、《宁江观涛》、《正气歌》等这些壮怀激烈、气贯长虹的盖世气节，能不能得到认同、传承和光大，关乎着现代化和谐社会建设成败。无论形势怎么变化，不仅爱国精神不能丢，爱国的勇气也不能丢，否则不但难成大事，还会有乱国、毁国、亡国的危险，岂须兴问“今夕是何年”！我们从王玉玺历史人物画中读到的，正是英雄无私无畏的决然锐气、巨浪仰天长啸的浩然正气、梅花笑对冰雪的傲然骨气，也正是这些不朽的爱国主义精神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福祉。就所作的都市美女来讲，我们看到的是女子的外在形象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而内心世界却出现了极度的空虚和衰落。她们不缺营养，讲究美容，善于打扮，青春、时尚、漂亮，折射出所处时代思想观念、综合国力、产业市场和审美情趣的变化进程。正因为如此，王玉玺把都市女人的素质和地位看作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窗口来表现。女人的素质和地位，似乎可以从得和失是否具有对称性来考察，也就是对精神和物质追求和拥有的同步、等量及协调的对称性，一个国度的文明进程就浓缩在这个国家女人脸面的时代变化上。王玉玺的都市女人的面孔似乎并不具有时代文明的对称性，她们的内心世界充满着矛盾，与她们外在的美丽构成强烈的反差。她们生动的体态和丰富的表情语言，倾诉着诸如信念、求学、就业、婚恋、自由、交际等问题的实际障碍和精神困扰，透视出灵魂在浮躁和抑郁中作着无奈的挣脱和选择，以至退出自然人的慕求而步入纯粹女人的角色和命运，承受着时代分娩的阵痛和代价，是她们灿若桃花的美丽在精神家园倾斜的无助中暗然失色，以致飘谢，凋落的声响呼唤的是道德和法制的完美与进步，即使是性别差别的革除象国家的消亡那样艰难和漫长，她们也要发出心中的呐喊。就所作的钟馗斗“三陪”来讲，这出戏有很浓的时代意味。他们昔日有太多斗的理由，不想如今也有太多和的理由。是他本人变了还是后代变了，是行当的队伍变了还是个别人变了，是顶头上司带的还是“三陪”缠的，是一时糊涂还是贪图享乐……总之，他钟馗手里此时此地的那把正义之剑膨胀着邪恶的欲望，是管不住握不住了，贸然作成欢喜冤家，被不义之色缴了械。剑高悬，罪无赦。清白和职责被嗜好的邪火燃烬之后，过错的暴露和处理必然不会因悔恨的痛苦而减免。如果我们再把钟馗看成是各个部门的公职人员，把“三陪”看作是形形色色的诱惑，不是有许多要害部门、相当一级、头戴光环的人物，拜倒在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面前而吃了败仗、栽了跟头、下了地狱吗？！拒腐蚀、永不沾，在这个充满欲望和机巧的现实土壤里，考验是异常严峻和残酷的。王玉玺挥泪拿下一个钟馗，挞伐的是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拜物主义，警示的是贪婪和玩火者的沉痛教训，颂扬的是党纪国法象严惩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尊严，虽说是杀了昔日功臣，但却儆了“衙门”、平了民愤，其法理的震慑力必然提升执政者的免疫力以至百姓的公信度，这是成正比的。用艺术毁美的手法去达到誉美的目的，可称是一种反转法，独居匠心、别树一帜。画中的钟馗张张不同，丑态百出，把官吏那衙门的作派、狰狞的心态、肮脏的交易表现的淋漓尽致，也把其与“三陪”女交易背后的阴暗心理活动揭示得维妙维肖。作者这种深厚的艺术功力和过人的创新胆识，纵然在于主体的练达，但终归离不开生存土壤的栽培，是这个社会的文明将皇权和神权扫出了丹青的统治舞台，为时代的新生产物送来了许可证。
王玉玺的画如若鲜花式的匕首、主流式的批判，他把剖析目光、荒诞意识、悲剧手法和黑色幽默设置于绘画的对象之中，使他创造的艺术世界并非是个桃花园，也许这里就有他的艺术之魂，为春天的盎然而耕作于冬天的寒冷。他颂豪杰之正义，贬败类之无耻；他怜天仙之怨愁，痛浪女之暴弃，都是站在社会变革之潮头、饱蘸大江奔流之激情、针砭古今疾俗之时弊、直抒忧国忧民之胸臆、力推深化改革之劲势的艺术探索和创新的展示，主题含量之大、拓展之广、挖掘之深，于冷清的领域钻探出炽热的希望。在这个埋葬腐朽的季节里，他矢志耕耘不问收获，只有冲锋没有退却，坚信只有干干净净的大地才堪作桃花盛开的村庄，成为美好理想的田园，这就是他完美主义与务实精神在实践中的统一。
在对思想的执著追求进程中，王玉玺对艺术同样在进行着不懈的探索，画里画外两线攀登，在纯粹的艺术和非纯粹的艺术殿堂里忙来忙去，躬耕苦作。他用美与丑的哲学逻辑，使线条从有到无、物象从无到有，技法淡出画面、美感力透纸背，线条勾勒的是心迹，色彩泼洒的是心潮，思想的火花和艺术的灵感交相辉映，从而实现内容和形式的互动、互助、互容、互换，极富变异，不落窠臼，把艺术美推向了极致，也推向了大众。
当下，他那在观赏者心中绽放的一枝灿烂，似乎并未留在王玉玺的眼里，我所抱着的是和他一样的期待。
方贤业写于2005年10月12日
